自建帐以来罗马汗国记第二百七十四章 工匠过于能打导致资本主义发展失败

更要命的是不止农民。

就是直接参与生产的匠人、雇工同样也不符合要求。

塞里斯的工匠有着和农民一样的习惯。

相比于英格兰同行他们的行为方式十分有特色。

比如当地人把集体停工歇业的行为称为“叫歇”。

在明清时期这其实是个十分常见的举动。

而且可能是得益于特有的高组织传统他们很快就发展出了一整套完善的行动方式。

和喜欢打砸机器捣毁厂房的英格兰工人不同塞里斯的城市雇工对于生产设备没有太多仇恨。

他们更喜欢组织起来捣毁商人住宅打砸老板本人。

而且和欧洲那边的传统方式不同官府对于这种行为一直持一种暧昧的态度。

哪怕是公认残暴的清朝对此都是能不管就不管宁愿装作看不见。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苏州发生了一次波及全城的“叫歇”。

从事布匹染色的工匠因为不满足于过低的报酬宣布停工歇业。

这种行为不知道算不算单纯的“罢工”因为成千上百的匠人很快集结起来主动出击四处抄打染坊老板和包工头。

多名商人惨遭殴打整个行业完全停顿根本没人敢开工。

按理说苏州是江南纺织业的中心城市之一在当时整个世界都是影响巨大的城市。

这种行为无疑会妨碍生产影响整个产业链。

但官府对此却始终保持沉默无论商人们怎么请求就是不乐意出手。

结果这一次的抄打事件前后持续了整整一年。

等众人都打够了官府才姗姗来迟表示要出面调停。

对于类似的事件官府的态度也相当统一。

官吏并不乐意像商人期望的那样对叫歇打人的工匠从重处理而是始终定性为“商匠争端”最后的裁决往往也是各打五十大板。

这类裁决的案例数量众多留下非常丰富的记录。

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官府出面要求商人增加工匠的收入同时也要求工匠不再闹事。

比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造纸业工匠和雇主发生冲突官府就裁定工坊主必须给工匠提升待遇并且如实发放否则按照应重律杖八十。

工匠也不准再合伙要求涨价否则按照把持行市律也杖八十。

就这样实现了字面意义上的“各打几十大板”的警告。

在调停之后官府不知道为什么还喜欢刻碑记录称为“工价碑”。

上面会刻上调停结果并宣布各方都同意遵守永不更改。

当然现实是这类结果经常也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双方一般很快又会相互不满再次打起来而官府也会再次调停重复上述步骤。

由于这种事情重复的次数太多在江南地区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永不更改”碑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

同时代的英格兰打砸机器都会受到严惩。

议会甚至专门设定法律允许对破坏机器的人处以死刑。

但在同时期的江南地区官府却对此并不热衷。

哪怕是这种大规模殴打工坊主的事件官府也坚持定性为极少数“流棍亡命”在其中使坏专门“东挑西拨借景生端”才引发矛盾。

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不会被处罚连领头的“亡命”一般也就是遣返原籍或者枷号示众。

说到底官府对于保护工坊主利益并没有多大兴趣而是非常注重维持社会的整体稳定——哪怕只是表面上的。

只要不打出旗号造反官府根本懒得冒着风险去镇压。

一旦工匠的行动声势浩大还会主动牺牲商人利益迫使他们满足工匠的条件以防止事情闹得更大。

在郭康前世那个时代流行着一句话叫谁赢老百姓支持谁。

但从历史表现看官府才更像是谁赢支持谁的。

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哪一方更能打他们在矛盾彻底激化之后可能造成的破坏就可能越大镇压的代价也就更高。

所以只要不触及底线官府就下意识地更偏袒这一方。

在江南地区的商匠矛盾中商人的表现十分不堪。

他们豢养的行会打手和黑帮势力在成群的工匠面前几乎没有存在感。

前后几百年就没见闹起来之后能起作用的……所以官府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现象甚至不止出现在地方官府也不止在对付私营工坊的时候才这样。

乾隆年间京师地区户部宝泉局的工匠发生叫歇引发了童光荣案。

这些工匠负责为户部铸造钱币属于重要的官府直营工坊。

由于朝廷下发的工钱减少工匠不满要求补发工钱并把之前的亏欠也都补上否则就不干了。

宝泉局监督丁廷让前去劝说提议补发工钱先复工然后慢慢核算之前的亏欠但工匠不乐意接受。

谈判无果户部侍郎三和也去劝说但依然没能成功。

这时工匠内部发生了冲突。

磨钱匠张文仓想收钱上工与领头的童光荣等人发生矛盾。

双方斗殴的过程中童光荣失手将张文仓刺伤最后医治无效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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